文化中国行 | 明清士绅与地方治理——宁阳县乡贤文化研究

漫漫历史长河中，“人治”作为一个长久的治理模式，在历代王朝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就形成了以士农工商为基本形态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士”的阶级。明清之季的中国，科举制度高度成熟，社会政权较为稳定，科举把基层社会的绅士同政权组织的官僚紧密结合起来。作为“四民之首”的士，在“皇权不下县” 的传统中国，是“皇权”与“民权”衔接的枢纽，间接促成了相对稳定的“绅权”。

宁阳地处鲁中，明清之季属兖州府辖。当时该县科甲鼎盛，涌现出诸如许彬、黄恩彤等科甲名臣，在里甲、赋役、团练、坞堡、户籍等诸多社会职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该地作为传统中国万里疆域的缩影，在乡村自治、基层权力变迁、民间文化嬗变等方面，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明清以降，宁阳士绅通过乡约、宗族、信仰等精神纽带，凝聚民心、连接故土、维系乡情，于文化血脉中探寻社会贤达治理的地方模式，贡献尤巨。

特别是明朝推行的里甲赋役，让基层里正、乡老等政治边缘下的士绅，充当“皇权不下县”的代理人，承担着更多的政治经济职能。此时，宁阳县乡土的宗族势力也在政治外衣掩护下得以不断发展，形成了相对持久的宗亲社会。他们通过家族祠堂、家谱、族规等血缘桥梁，牢牢控制乡土，成为支撑帝国庞大政治版图的一个支点。

（一）宗亲社会

明清时代的宁阳，科举事业虽逊色于江南诸县，却也出现了不少科举世家。这些诗书名宦通过功名取得社会地位，学阶与官品成为身份象征，其势力扩展至乡村各个角落，影响深远。在皇权的政治边缘下，他们以文化、血缘为要津，实施乡村自治，推进村庄历史的自然演变。

明初筹建乡贤祠，入祠者既要有惠政，又要体现地方民意，清代还把乡贤列入当地志书。这些传统时代的身份制度赋予宁阳乡绅独特的地位。久而久之，宗族观念逐渐植根百姓，以宗法为约束的家庭成为当地村落的基本单元。在帝国政治边缘的县域之下，发挥着极其重要作用。据《明清宁阳县志汇释》记载，明清宁阳主要仕宦家族如下：

王贤，字惟善。其先主通州人，元朝末年占籍宁阳，曾祖王璇任元佥枢密院事；祖父王成，虞城县尹；父王友直，早失怙恃，事兄甚谨。其子王大经官至兵部员外郎；王大纲曾任凤阳府通判；王大业曾任临颍先主簿；王大纶才敏嗜学，早年便有令誉。嫡孙王正容嘉靖二十年辛丑科进士；曾孙王应珍等皆有相关传记。旧志《水东日记》云：宁阳县人王贤，少遇异人相之，“当官三品”，乃授青囊书，遂精其术。永乐七年成祖卜寿陵，有司以贤应命，于昌平东北十八里选的吉壤，旧命东榨子。山陵成封曰天寿。贤后累官至顺天府尹。

吴孟祺，字元寿。嘉靖八年己丑科进士，曾任西安知府，潼关兵备副使等职。其父吴伟，博学工诗，正德年间由岁贡为巴陵训导，后迁馆陶王府教授。其弟吴孟禄在县志《孝友》中有载；吴孟雄为岁贡，曾任开封府教授。其子吴崇质，增文林郎。孙吴以谅，由岁贡授上元县丞，擢升平乡县令，迁归德府同知，加四品服俸，后推任本郡知府，未上任既病逝。

吴崇礼，万历丙戌科进士，其子吴以询累擢南京刑部郎中；吴以诲户部员外郎。孙应泰由廪生恩荫锦衣卫指挥使，明亡为国殉节。

周爰访，字成廷。崇祯十六年癸未科进士，清初任编修，因病官卒。其父周绍业万历丙子举人，由校官迁松江府通判。其子二子，周仔世精于医术，周治世任利津县儒学训导，两人皆有孝名，为当地名绅。

宁允济，字泽寰。子宁之凤天资颖悟，自幼授学经史，顺治三年进士，后任陕西右布政使；子宁之鸾，工于诗文，擅长临池。孙欗龄、橿龄、梅龄,曾孙裕炯、裕煌,玄孙汝嵓、汝嵀,来孙世基、世质等等后世子孙，皆能沉潜笃学，博览群书。或工书法、或精墨画、或善经史、或嗜诗词，在县志《良吏》《文学》中多有辑录。

黄恩彤，道光丙戌科进士，曾任广东巡抚，鸦片战争后归乡致仕。其兄黄恩澍为道光乙巳科进士，四川即用知县。其子黄师訚，咸丰壬子科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累官至广西桂林知府；次子黄师侃为贡生，曾任中书舍人，加员外郎衔。黄恩彤孙辈多出人才，据《县志·列传》记载：“孙五人，力田，增贡生，即选通判，加盐提举衔；守田，州同衔；福田，附贡生；开田，廪生；稔田，监生。”

上述仕宦家族多由年高德劭者充任本姓家族之长。他们通过宗法、族规约束乡民，除负责聚集家族，解决族内纠纷，举办公共事宜与救济事业，施行家族法规之外，还积极参与本县重大文化建设。如黄恩彤参与县志编纂，周仔世编纂《宁邑丧礼辨略》等。据《明清宁阳县志汇释》记载：“本邑重修县志两次，总司笔削，无不钦其精核。所编文集及杂著百余卷，累数百万言。”有其诗作《续修“县志”脱稿感怀有作》为证：一世匆匆度，还将著席温。残年留剩绩，往事待重论。蠹简仍风叶，鸿泥又雪痕。怆怀旧同志，只有老夫存。

（二）祠堂文脉

祠堂又称宗祠、祠室、家庙，是古代中国祭祀祖先、先贤的场所。作为旧时宗族制度产物，在传统时代的中国，凡大家族均设宗祠，用以供奉祖先、磋商族事。明嘉靖年间，帝国中枢允许民间“联宗立庙”，民间立祠获得合法地位。从此，乡民可以与贵族一样祭祀祖先，宗祠与家谱逐渐成为乡村宗亲血脉所系，是宗家盛衰兴替的重要标志。

明清之季，宁阳士绅的宗族观念极为浓厚，作为祭祀先贤的祠堂，主要分官办祠堂与民间祠堂两种。据《明清宁阳县志汇释》记载，当地官办祠堂主要有崇圣祠、名宦祠、文节孝祠、乡贤祠等。其中以鲁义姑姊祠、二老归荣堂和定襄公祠较为有名。

鲁义姑姊祠，位于县东北八十里、南驿集东，是盖姑姊之故里所在。该祠建于宋代，后祠宇荒僻，又重建于县城南关，以节烈妇任齐氏、程氏、朱氏配飨。主要是用于祭奠贞洁烈女，教化女子恪守妇道。明工部主事张文凤作《新建南关鲁义姑祠记》：“余尝读《烈女传》，而义其事，及来宁阳，乃其故里也，遂得瞻拜祠下。”

二老归荣堂，明天顺间，知县翟弁为祭祀宁阳籍大学士许彬和顺天府尹王贤所建。定襄公祠，明崇祯二年为祭奠邑人南京刑部尚书吴崇礼所建。上述两祠属于乡贤祠，目的是为了激励后人以先贤为榜样，进德修业，造福桑梓。附王贤嫡孙王正容诗歌《二老堂》以证：

共承优诏解朝簪，堂构城隅草树深。德政几年留辇毂，文章当代重词林。箕裘世美惭难续，泉石风流会有吟。想象芳时游燕处，应同疏傅散黄金。

除上述官修祠堂，该县许多村落也建有祠堂，用来供奉祖先牌位，定期集会和祭祖。这些民修祠堂不少成为村庄的标志，有些村庄的名称便直接来源于祠堂的堂号，如班家堂、何家堂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蒋集镇黄氏祠堂，伏山镇程氏、董氏祠堂等。据当地村民口述，经整理汇编，列该县部分民修祠堂如下：

黄氏祠堂位于蒋集添福庄，明代为村民祭奠黄氏祖先的家庙。祠堂为二进院落，门墙成扇形敞开，中为七层台阶，两侧有条形石台与门墙平行。门墙外首立石狮一对，拾阶而上便是大门。门上悬挂横匾,为清朝两广总督耆英所题“黄氏宗祠”。东为“兄弟进士”指黄恩澍、黄恩彤兄弟二人;西为“父子进士”指黄恩彤、黄师訚二人；从祠堂规模可知当时黄氏宗族之显赫。

程氏家祠建于明朝中期，地处伏山程家海村，建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祠中栽植柏树十棵，内设供奉该村建村始祖的高座神龛，东西山墙立有程氏族谱碑，四周墙壁上绘有二十孝彩图，以庄严肃穆著称。

董氏家祠位于伏山后洸河村东南角，为清代建筑，该祠座北朝南，为三开间，砖砌墙，阴阳瓦，硬山顶建筑，饰吻兽。祠堂开有后门。堂内立有董氏谱碑两通，其中东侧谱碑立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西侧谱碑立于光绪十八年（1892），记述修谱及谱系等内容。

王氏家祠地处泗店王家行村西，建于道光十七年（1837），院落由灰砖砌成，长12.2米，宽12.5米。祠堂三开间，由门楼、院墙组成。院内东墙镶嵌“重修家祠碑记”一通，于光绪三十年（1904）立。

秦家祠堂位于磁窑大周村，据《秦氏家谱》记载，明洪武年间秦氏始迁于此。祠堂三开间，阴阳瓦，前出廊。庙脊为方砖砌成，上刻“鱼”及五种类型“荷花”百余个。脊头为孔庙式样，青砖雕刻。

宁阳民间祠堂多为有功名、有耆德者立，祠堂产业由族长掌握，收入用于祭祖与济贫。祭祀完毕后，族长还要当众处理族中公事，如有族人违犯，必会施以惩处，以儆效尤。通过“礼”治，以文化道德维系地方秩序。因上述祠堂多被损毁，考证困难，兹不赘述。

（三）谱牒印迹

乡土是最能体现传统中国文化特征的地方，也是现代中国转型最困难的部分。费孝通先生曾言：“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乡土中国是礼俗社会，现代中国是法理社会；在礼与法的较量中，民间的契约精神与伦理道德发生了重大改变。宗亲与祠宇被记录下来，成为本家谱牒，维系着村落的和谐共治。

明清宁阳家谱编辑盛行，几乎每个大家族都有重编续谱的痕迹。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宗族观念日趋淡漠，宗祠已去，谱牒散失。目前，宁阳仍有少数村落家族保留了历代传承的谱系印迹。其中以宁氏、杜氏、王氏、程氏等族谱记录严实，较为完备，现汇辑如下。

《宁邑宁氏族谱》最新一版印刊于1992年，共八卷。卷一收录咸丰版《宁阳县志》宁氏先人传记，族谱修撰人员名录，详细刊载了谱序、前言、贺词、诰封、德政等。卷二至卷八为各后嗣支脉繁衍流布情形。该谱记述了本县宁姓源流历程，考据扎实，内容详真，家族名人如：宁之凤、宁鳌、宁云程、宁宪等，皆长于为政，有多篇“德政颂”附于族谱中。据六代孙宁裕煌撰《初修族谱序》记载：“宁氏自唐初为宁邑人，但世系源流原无谱牒，至元代延祐年间始立谱碑……康熙乾隆年间数次重修，道光年间续修……累计已六修族谱矣。”

《杜氏家谱》修订于宣统元年（1909），为伏山大梁王村杜氏家族之谱，迄今已逾百年，记述了杜氏百代绵绵不泯之状。

自来家有谱，猶国之有史也，所以纪代考世系在治乱，知兴衰家之有谱，所以纪代次明伦序分支派識親疏设無谱以联之数世後愈衍而愈繁支派愈分而愈歧不惟散出傍村者莫能辨其支派即比屋而居者亦难知其親疏矣幾何不相視为秦越乎由是观之家谱之作不尤重歟我族世居宁阳治北汶水之南分居九里河两岸大小梁王二村皆其後焉祖茔在大梁王西小梁王北距半里许當清嘉慶二十有五年丙辰岁創修族谱特因前代族谱無存雖知同族一脉支派時穆已淆無有考查势难综合妥就可考者詳加採訪参訂創为本支家谱嗣後續修於清末宣统元年庚戌岁迄今五十餘年矣前時族中人因族衆日以昌支派愈分歧恐其久而紊也議續修之適遭日寇侵犯我國地方混亂遂寝其事现值国家登平人民安居兹有族人润江治全長學長池等復倡議續修伏思欲襄盛擧款项当先恰值国家建設筹購樹株将我祖茔内長次三支柏樹購去壹百餘科赏價壹仟捌百餘元分到林中花户當買小柏樹栽叁百肆拾餘科栽植浇灌费去款壹百餘元下餘款项之動支亦皆有賬可查外修谱之资亦出自樹款之内奈杯水車薪以资所限無力印刷共議購纸筆墨等料选族中善書者書为墨本使後之子孫报覧之下其尊祖也油然興本本水源之思报本追逺之義其敬宗也必然念葛藟之庇戚慶攸阅宜不休哉更望后之賢斋再踵此而續修之使百代绵绵不泯为幸是为记。

参照《王氏族谱》，查考伏山王庄村祖坟墓碑载文:“系乾隆七年（1742）六代孙立，祖茔太高祖王肇元为王氏由山西洪洞迁徙尊者”将王氏列祖及后人编入谱内，并为后世纂辈二十字：“用德培基厚，余善永远昌，恭宽信敏惠、克绍继世长。”

《程氏族谱》记载宁阳程氏第八十一世程小二于安徽歙县迁至本县磁窑花观村。后经八十五世兄弟二人长子均得迁至县城东杏岗村，至今音信早无；次子均祥生四子四女，长子定安葬花观东南岭，次子定童迁汶河北程家庄，三子定僧迁程家海，四子闰童住花观。

自王安石变法，帝国传统的乡土社会出现了两套机制：一是国家赋役机制，二是乡村自治机制。这两个机制在历史发展中约定俗成，但又难以统一，不得不依靠乡约进行调节。地方绅士在乡土社会承担的作用因此越来越大，在稳定社会秩序的官、绅、民三种力量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明季以来，宁阳士绅通过乡土社会赋予的天然权威，使 “乡约”更为细化。这种约定独立于官吏体系之外，缺少相应法定效力，亟需依赖民间固有的伦理道德与宗法乡约进行维系。“礼”治取代“法”治逐渐成为宁阳基层社会的主导，乡绅可以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以文化为纽带管理村落、治理地方，参与传统中国基层政权运作，保障帝国政治权力延伸。

（一）乡约赋役

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中，乡绅阶层是唯一享有教育和文化特权的社会集团。“其绅士居乡者，必当维持风化，其耆老望重者，亦当感劝闾阎，果能家喻户晓，礼让风行，自然百事吉祥，年丰人寿矣。” 如何使一个幅员广大而又彼此隔绝的传统社会在统一的儒学教化下获得整合，使基层百姓不致僭越，是历代王朝都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明清时代，县令不可能对其辖区内的所有社会事务进行全面控制。知县本人同时兼任司法、教化、行政等诸多职能，难免力有不逮。至清朝中期，帝国中枢推行“摊丁入亩”，废除人丁税。使政府对农民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隐蔽人口现象逐渐减少。政府承担的两个主要社会职责刑名与赋税，变相成为地方乡绅地主的负担。刑名多在乡约之下，靠礼治推行；赋役则在里甲制度之下，靠士绅征缴。

明清之季，宁阳的社仓、义仓及族产、学产等公共财产，一向委诸乡绅管理。当时，该县乡绅还承担着村庄每半月一次，以重人伦、重农桑、端士习、厚风俗为主旨的圣谕宣讲职责。乡绅由此垄断了当地之经济文化命脉。

旧时，该县曾建社仓三十所。明万历十八年（1590）知县邹学始建；康熙六年（1667）知县赵缵又建十九所；乾隆六年（1741）知县李梦雷建扩建社仓三所，用于储存钱粮、赈济百姓。据赵缵攥《社仓记》记载：

既躬巡阖里，查其旧制毫无存者，纠集绅衿、乡耆等酌议建置。或创为营构，或因势改造，共立一十九处，丁未暮春告竣。其所储之谷，自本身捐俸外，及各社有力乐输者，共五百六十一石。

宁阳县署、典史署与县城四街曾于咸丰十年（1860）毁于捻逆大火，不得已迁移至县城西街民宅僦居。“邑候陈公懋尔敏勤，思酬厥志，倡捐俸金钜百。匝邑绅耆佥谓踵事易为功，鸠工庀材，从其朔也。”上述工程历系官督民修，乡绅承担着募捐与督办的责任。

光绪八年，知县陈文显以僦居民宅办公不便力谋修复。首捐以倡阖境，绅民续捐钜款。典史徐铨，绅士张树培、周芳楍、宁復箴、曹季桂、程肇棠、龚文峻、郭鸿宾督工。九年二月开工，十月工竣。捐赀不敷，又募绅商。

作为乡土社会中坚势力，宁阳乡绅也是当地各项公共事务的组织者和掌控者，举凡道路修筑、桥梁构建、学堂营造，即使跨县域的大型水利工程由官府出面协调，但在执行中总是士绅亲力亲为，所谓“地方公事，官不能离绅士而有为。”

汶河决，宁阳阖境除贫民地不及无母免科外，其五亩以上履亩科夫，每三亩地出夫一名。后从民便折价，每夫一名折制钱二百五十文，由各社首董汇缴工。次由县遴委绅士分段承修，县令亲临督役，工料实用实销。

光绪九年，知县陈文显禀请修筑石梁等处堤工，前抚台陈拨款津贴，复按亩公捐。经典史徐铨，绅士张树培、周芳楍、宁復箴、曹季桂督修，十年二月开工，四月工竣。

此外，在乡约之下，劝课农桑成为宁阳乡绅不可推卸的责任。该县不少士绅曾有外出为官的经历，除却见多识广，他们还根据本地环境土壤，引进农作物增产增收。该地蚕桑便自南方引来，恢复古时盛状。有黄恩彤《蚕桑录要》序为证：

余宦游吴越，爰及岭海，所至观风问俗，野多闲闲之阴室，有札札之响，盖不以蚕桑为亟……间于定省之暇，取前明阁老徐文定公所辑《农政全书》浏览一过，于中《蚕桑》一门颇为详悉……将于量晴课雨之余，与田翁野叟肄业，及之俾各教其家相率而勤妇职，非敢云复桑土之旧俗、广《货值》之遗编。

（二）团练圩堡  

明清各级官府是帝国政权机器的组成部分，地方官代表皇权宰治属民，各地兴革大事或地方公务本是官府应尽职责，反而却由绅士把持政务。乡绅组织既可以强化法律在基层的作用，也可以消融法律在基层的影响，对国家权力实施影响至深。

宁阳地方官也不例外，他们可以任免和驱使社长、村长，却不能强加施政于乡绅。当地有名望的士绅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官权在该地区的行使。县官到任后首先要去拜访乡绅，与他们建立融洽的关系，以求获得认可和支持。而当官府权力与当地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士绅就能通过自身的社会网络和资源用各种方式施加压力，来保障乡民切身利益。虽然士绅在政府机构中没有官职，但县令必须考虑乡绅的意见。作为乡土社会中重要的文化权威阶层，地方官必须与乡绅合作，这是知县在该县得以顺利履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先是宁阳岁办茼柳十八万斤，以佐河工，吏因为奸，重为民累，之风自诸当事，力予裁停，桑梓咸沾其惠。

清末，太平军起于南方，捻军混迹淮泗，大清几覆。旧时之八旗、绿营皆不能战，清政府不得不依靠地方士大夫组织团练保卫桑梓。宁阳籍致仕高官黄恩彤因之奉旨督办该地团练，在黄恩彤等地方士绅的努力下，该县村堡或是一村一圩，或是数村共为一坞，声势互相联络，有警便入堡内。联村筑堡可人人自卫，以逸待劳。据《明清宁阳县志汇释》记载：咸丰中，淮匪北扰，两次奉命督办团练。首建分路分局之议，倡率联村筑堡，人共为守。宁阳村堡，实禀庙谟坚壁清野之策，始自添福庄，其后诸村效之。

此外，本县分四正四隅为八乡，每乡设练总一人，副总一人，提调本乡各社。八乡又分各社，每社公推练正一人，练副两人。根据各社情形，大社约团丁一百名，中社五十名，小社三十名。年龄在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的安分良民，严禁外来人员，游手好闲及老弱病残混迹其中。东路二十八堡，西路二十二堡，南路九堡，北路十五堡，北东二十二堡。当时，团练之团丁的集费、口粮，多半由乡绅捐赠，或村民公捐。团丁鸟枪、刀斧、大炮等也由乡绅酌情办理。其后，先在城区后在市镇，一村自为一团，或数村合为一团。公推绅衿或耆老为团长、团副。按户抽丁，小户一丁，大户不过三丁。形成了相对稳固的联村抗捻体系，使得匪寇在宁阳境内无所掠得，村民伤亡甚少。待捻乱戡平,以黄恩彤为首的当地乡绅方才得以归养田园。恩彤以亲老遵列归养，家食二十年，迨养亲事毕年七十矣，遂不复出。因捻乱而兴起的宁阳坞堡，而今业已不存，仅在一些村落遗址中尚留蛛丝马迹，如蒋集镇张家圩子的“圩子”；鹤山镇后鹤山村的“寨墙”；磁窑镇贺家庄的义和寨“寨墙”葛石镇葛石店村的“圩子墙”等。团丁平时操练的演武场不少保留下来，待捻匪戡平，演武场成为村民闲暇的习武场地。由此形成的演武之风，为该县在清末培育出诸如沈化龙、张秀昆、张秀崇等武科进士。其中以沈化龙较为著名，据光绪《宁阳县志·卷之十三·武功传》记载：沈化龙，字雨生，锡龄次子锡龄见前。赋性颖悟，孝友肫挚，喜读书，有大志。兄梦爵见五等贡录，好学能文，早补邑庠食饩。父精骑射，欲以化龙世其家，遂肄武，悉传父法，挽强命中，兼善技击，咸丰己未，由武监登魁选，同治乙丑成进士，殿试授蓝翎侍卫，守乾清门，复于京师团防局效力，议叙五品衔。

（三）书院科举

作为一个区域精神文化地标，乡村及乡贤文化日趋成为村史发展、文明传承的重要部分。明清之季，宁阳乡绅大都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和支持者，清代该县曾建书院两处。前者为县令李孟雷于乾隆年间在葛石镇金羊山创建的东山书院，因年代久远且史料匮乏，而今已不可考；后者为知县陈文显于光绪年间创建的圣邻书院。由邑人黄师誾《创建圣邻书院碑记》一文可知，圣临书院兴建，地方乡绅贡献巨大。有《碑记》所载可证：于时，邑城南巷适有王氏旧第，廉其价值售为公所。甲申春，遂经少尉徐公，偕同绅董诸君次第经理。即其旧有厅事辟为讲堂，别院廊庑因葺斋舍。应行添置者，当门则竖以崇壁，壮其观瞻；后厢则缭以周垣，清其界址。颓者完之，隘者廓之，陋者新之，黝垩丹漆，焕然改观。秋八月工竣，明府顾而乐焉，榜其额曰“圣邻书院”。爰于每月初吉，集邑之生童若而人，捐廉备奖，亲加校课。凡我父老子弟，罔不鼓舞欢欣，相为劝勉，士习文风自宜蒸蒸日上矣。惟是通筹经费尚有未充，山长脯脩、生徒膏火，虽有捐赀数千缗，如按款动支，恐难源源接济。董事诸君详为筹议，乃将此项拨交殷富，计时纳息，即以每年所收息金作为终岁动支之款。终其赢余，铢积寸累，以俟聚有成数，再议诸生廪饩诸费。谋及久远，实甚善也。

此外，该县村社兴办学务，修建各种社学、义学、族学，甚至私塾基本也皆由乡绅掌控。据《明清宁阳县志汇释》记载：义学在驻防营西，即旧工部分司署。久废，乾隆八年知县李梦雷建社学四所，分属四乡。新设义学，咸丰十年，邑侯董公春卿于高子祠后捐廉创建，共为屋六楹，厨房一间，延师教读。后人张公炜复捐赀市钱百贯，合诸绅士张鲁瞻所捐市钱九十贯，生息以充学中费用。子弟多往受业。

上述官督绅办义学、书院，在明清两代共为该县培育出进士二十一人。据《明清进士提名碑录索引》载，特辑明清宁阳进士如下：

上述进士对本地文化贡献卓著，以黄恩彤总撰县志最为突出。其先主修咸丰版《宁阳县志》；又于咸丰九年（1859）应邀编撰《滋阳县志》，历时五月而成；至光绪五年（1879），再次增修《宁阳县志》，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方志学编纂体系。其志书考据扎实，选材精审，诸多历史疑点得以澄清，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

面对幅员广阔而又相互隔绝的中国基层乡村，浸透着农耕时代浓郁道德规范的地方绅士，以传统的纲常伦理，维系皇权治下的社会平衡，让国家统治有效延伸至社会底层，成为乡土社会的实际代表。由于当时生产力较为低下，医疗条件相对缺失，逢瘟疫灾年，生老病死,恐生民变、民乱。对此，士绅阶层常依赖民间神明的力量来抚慰黎民，在精神层次上教化百姓。

明清时代的宁阳，民间神祗与宗教祭祀相对完善，在祈雨、修庙、迎神、封斋等宗教活动中，当地乡绅起着主导性作用。村民的共同体观念在村落祭祀中得到强化，具有相同信仰的村落逐渐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成为管窥宁阳传统乡村社会的重要节点。

（一）寺宇庙观

明清宁阳庙宇众多，三里五村随处可见庙堂寺宇。在诸多寺庙中，涵盖了儒释道回，民间信仰体系尤为复杂。地域上，宁阳北依泰山、汶河，南临曲阜、兖州，自古便是连接齐鲁，分割兖徐的界限，信仰体系上有着浓重的地域特色。该地乡村宗教总的倾向是合不是分，佛寺有关帝，道观有观音，儒祠有城隍、东岳等。各种神祇，三教九流，具有乡土中国典型的多元化信仰、多神崇拜的特点。

当时该县百姓多供奉泰山石敢当、碧霞元君等。石敢当最早见于西汉史游《急就章》：“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唐朝学者颜师古认为，石是姓，敢当为所向无敌之意。碧霞元君俗称泰山老奶奶，传说为黄帝所遣之玉女。据《玉女考》、《瑶池记》记载：黄帝建岱岳观时，曾经预先派遣七位女子，云冠羽衣，前往泰山以迎西昆真人，玉女乃七女中的修道得仙者。一说为华山玉女。但一般作为泰山女神，为泰山神之女。为求风调雨顺、子嗣昌隆、防水火无情，宁阳乡间还多供保家客、火神菩萨，建有龙王庙、三官庙、天齐庙、玉皇庙、观音堂等神庙，体现出该县民间信仰的多元性。

龙王庙一在汶河岸上，明敕建；一在堽城闸堤上，康熙二年（1662）知县何如龙建；一在苏楼村玉皇庙之后，旧时为祈雨而建，年代已无可考。内有石刻青龙一条，四壁涂红漆。

佘庄三官庙位于泗店佘庄村东南，为清代庙宇建筑，传说元朝佘氏在此建寺庙“宁邑寺”。三官即天、地、水三官，天官大帝唐尧掌天文，主持赐福；地官大帝虞舜制地理，主赦罪；水官大帝夏禹治水利，主解厄。刘家洼天齐庙位于磁窑刘家洼村西北，又称东岳庙。据村西重修庙碑记载，明朝中叶，韩刘两姓建庙于此。

开元寺位于开元村，在大汶河之南。据咸丰元年（1851）重修《宁阳县志·寺观》记载，该寺建于元朝，村落以寺为名。曾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三月重修，1968年拆除。寺内有正唯识和尚灵骨塔铭，现藏于该县博物馆内。

玉皇庙位于玉皇山顶，始建年代不详。1943年县长张景山在山中植松柏千棵，现仅存百余株。相传正月初九是玉皇大帝香火会，该村梁家酿制“玉皇酒”在旧历三月初三玉皇山庙会上出售。1954年庙中神像全被损毁，1968年拆除山中所有庙宇。

王府观音堂位于王府村东西大街南侧，始建年代不详，庙址呈长方形，为清代二层楼阁式坛庙祠堂。面宽6.5米、进深4.9米，高约8米。灰砖外墙，土坯内墙，墙身镶嵌万古流芳碑一通，刻有“大清雍正七年岁次乙酉二月吉日”。周遭立碑刻四通，分别为：明崇祯五年（1632）“重修观音堂记”碑；康熙二十三年（1684）“重修观音堂记”碑；康熙四十七年（1708）“重修五圣堂碑记”；乾隆十八年（1753）“建醮碑记”，而今皆损坏严重。

苏楼关帝庙位于苏楼村正中央，砖石筑成。内塑关公持刀而立，左右有周仓、关平护卫。现存关帝庙崇祀碑记碑一通，此碑位于村后街，东西大街路北侧，立于乾隆二年（1737）二月。碑身斜铺于地面，四周阴线刻草叶纹，首题“关帝庙崇祀碑记”；再题“粤自天地有阴阳人心有邪正口道…知为神也…”；尾题“乾隆二年（1737）二月谷旦”，阴刻楷书，字径2厘米。碑文大部分字体漫涣，不易辨认。据当地群众口述，碑刻处原有小关帝庙，百姓称之为小庙台。

此外，清末民初宁阳还尚存皋山奎星阁、斑疹奶奶庙、华佗庙、禹王庙、泰伯祠、宝相寺、颜子庙等诸多寺观。而今上述庙宇或被盗取、或被损毁、或被拆除，多数不存，兹不赘言。  

（二）庙宇修建

建国后，宁阳多数庙宇的祭祀功能被取缔，大都被改作学校、仓库、工厂等。神庙石砖也多被拆除作为民用，诸多庙宇变成残垣断壁，蒿草丛生，早无遗迹可寻，至上世纪末该县乡村庙宇已所剩无几。一村多庙、一山数寺成为历史，仅剩典章墨迹尚可追寻。

而明清时代，在当地士绅的努力下，宁阳庙堂寺宇得到了较好的修缮与保护。其中大型神社多为官府倡议，乡绅组织人力物力负责具体新建、重修事宜。明成化十一年（1475），员外郎张盛在堽城建坝，因立庙，奏请敕封为汶河神庙（禹王庙）。其他大型神社如：风云雷雨山川坛、社稷坛、先农坛、城隍庙、城隍行祠等亦多为官督绅修。据《明清宁阳县志汇释》记载：先农坛，在城东北，自雍正五年始，每岁仲春亥日，率属员、耆老恭祭先农之神。“光绪八年，知县陈文显捐赀，典史徐铨，绅士张树培、周淓楍、宁復箴、曹季桂募捐督工，于旧址空基创修祠宇、大门、墙垣，中萁砖坛。

城隍庙在学宫后，年久未修，庚申兵燹以后倾圮更甚。绅士张嵩龄、程肇棠、张鲁瞻、刘廷翰……与奉祀道官赵教坦募赀重修。除大殿、两廊、东西两配房及大门外牌坊、戏楼照旧制一律更新外，又于外院创修吕祖祠、灶君祠各三楹，道院创修正房、西房、过房、厂棚共十三楹，约用市钱七千五百贯。神像装塑一新。

光绪元年，绅士龚文峻等重修城隍庙工竣，因旧制历坛向系城隍神主祭，届期神驾降临，不可无暂住之所，乃公议于坛傍度地建此三楹。至九月工竣，共用市钱一千余贯。邑侯吴公先捐百贯为倡，余皆绅士募集。

除上述官督绅修大型神社，当地乡绅还积极投入到村落庙宇的承修与维护中，如宝相寺、灵山寺、八蜡庙、土地祠、等。毕竟新建或重修一座庙宇的资费，不是庄户人家能够负担的。他需要具有较高权威乡绅的倡议与督导，甚至需要他们带头出资、募资承建，这使当地乡绅们承担着半官方化的行政职能。据光绪《宁阳续志》记载：宝相寺，在县东门内，不知创自何代……嘉靖十八年，知县何廷佩复增置禅院十八间。道光二十年，信女宁氏等重修山门、大殿，渐复旧观，邑人黄恩澍撰碑记。光绪十一年知县陈文显，典史徐绅士张树培、周淓楍、宁復箴、曹季桂捐赀募修大殿、大门、照壁、西厢殿，装饰神像，油菜门楹一新。

据咸丰元年（1851）重修《宁阳县志》记载：“存唐上元元年石塔二，今名灵山寺，不知何时更为今名。”元末曾毁于兵燹。前院存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寿峰寺会记”和元至治元年（1321）重修“大雄正殿记”碑刻两通。明宣德初年(1426)，僧人智静与乡绅张彦中重建；嘉靖三十九年(1560)又加修缮；康熙十四年（1675）扩建。据《明清宁阳县志汇释》记载：八腊庙在县治南，风云坛东。年久失修，光绪八年绅士张鲁瞻募捐、督工，重修庙宇、大门、墙垣、照壁，油彩一新。土地祠在县治大门东。绅士张树培、周淓楍、宁復箴、曹季桂督工重修。以堪舆家言“不宜高大，有方文脉”，祠宇挫低二尺余。

通过建寺修庙，当地士绅为村民们提供了扫除生死恐惧，获得心理慰藉、寄托平安的场地，让村民找到了生命归属与精神依托。通过激发全体村民共同参与修建，使村民的团结意识和协作观念得到强化，满足了村民精神层次上的需求，勾勒出帝国皇权边缘下村落的宁静和谐。有邑人宁渤、周远昌作诗为证：

南村晚眺  荷笠村童人两三，横骑牛背过村南。平原树色朦胧合，十里长天接蔚蓝。城南既景芦根低护小篱笆，矮屋参差三两家。记得断桥无别路，钓船撑过水葓花。

（三）宗教祭祀

乡村庙宇作为透视基层社会的重要视角，与地方士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村社宗教信仰的建构中，作为宗教活动具体发起者和实施者的乡绅，将村民日常生活中的信仰观念、仪式行为有效整合起来，承担着引导意义上的功能。他们利用宗教将“绅权”与 “神权”相连，强化了自身权威,也使村民间的协作与认同不断增强。

明清之时，宁阳官府消除自然灾害的祭祀，常雩、旱雩、禜祭等，皆由官员举办，乡绅参与祭祀。整个祭祀过程包含陈设、祝文、鼓乐、祭品、祭仪等。当地乡绅还要根据具体情况担任祭官、陪祀官、献官，他们需斋戒数日，书写牒告，诵读祭文等。以风云雷雨山川坛为列，据咸丰元年（1851）重修《宁阳县志·坛庙》记载：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县治南。《会典》：风云雷雨山川、城隍共一坛，以春、秋仲月上戊日祭。今城隍别建庙。

陈设制帛六，白色；爵三；羊一；豕一；铏一；簠一；簋一；笾四；豆四；酒樽一。祝文维神赞襄天泽，福佑苍黎。佐灵化以流形，生成永赖；乘气机而鼓荡，温肃攸宜。磅礴高深，长保安贞之吉；凭依巩固，实资捍御之功。幸民俗之殷盈，仰神明之庇佑。恭修岁祀，正直良辰。敬洁豆笾，祗陈牲币。尚飨。祭仪前日省牲。至期，黎明，陪祀官、献官至坛所。礼生引官盥洗。毕，执事者各司其事，陪祀官就位，献官就位。瘗毛血，迎神。行初献礼，诣神为前献帛、献爵、读祝。毕，复位。行亚献礼，献爵，如初献仪。行终献礼，如亚献仪。饮福受胙。彻燎。礼毕。

当时宁阳还有马神庙、土地祠、龙王庙、狱神庙、华佗庙等诸多神庙祭祀。其祭祀方式虽各有不同，但当地乡绅在祭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却大同小异。陈设、祝文、祭仪等，多是官府领衔、士绅主导、百姓参与。以宁阳华佗庙为例，该庙位于蒋集三井村（扳倒井）彩山脚下。庙前有一泉，常年出水，大旱不干，相传华佗曾采药来此，当地村民因此建庙纪念。每年正月初九华佗生日之时，乡绅主办华佗庙会，各地百姓慕名而来，香火尤盛，兹不赘言。

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县仍有少数村落还保留着宗教祭祀的传统，本村耆老常作为会首总领祭奠，其他绅士担任献官，陪祀祭奠，村民被集合起来共同参与祭祀。据堽城镇杨家庄村民口述，该村自古信奉火神菩萨。每年大年初七祭奠火神，早年本村贤达带头捐赠，百姓多半参与其中。现整理编辑杨庄村民口述如下：村民在圆形大碾盘旁边的高台上搭建了彩棚，高台又叫朝台、祭祀台。祭祀台中间空出一块场地，场地里放着待舞的“龙”和“狮子”还有村民组成的锣鼓队。

彩棚长三丈，宽两丈，高丈余，四壁幔围，上扎顶楼，像宫殿一般庄严肃穆；再置六道彩门，五颜六色犹如雨后彩虹。彩棚里主要是供奉的“火神像”火神像是由乡绅画在一块白布上的，高约六尺，宽四尺，三头六臂，赫发红颜，豹头蓝眼，六臂执风火俭、火蛇、火葫芦等法器。

朝台上供着一个烤熟的大猪头；右边的大盘子放着一个白面大馍馍，大馍馍上点着一个碗底大的红点；左边的大盘子放着煮熟的大块肥肉，白大的肥肉用刀割了个缝，上面插着几支绑在一起的芫荽。此外，朝台还供有若干小盘子，分别是鸡鱼、水果、禽蛋等，呈对称状分布在两侧。台前放着一个黑铁制成的大香炉和两个黄色的大箱子，香炉中燃着三根半米长的粗香。

村民手提馒头、鸡蛋等走到一个黄色箱子前，放进去。又走到另一个箱子前，将少许的钱物放进去。据说这是为火神菩萨上供，待行完三拜六揖九叩的祭祀之礼，由会首将这些钱和食物统一分给村中贫困户，算作全村人的资助。

古代中国, “皇权止于县政”, 作为儒家文化的乡绅凭借其文化与身份的优势, 既是一族之长, 同时也兼“一乡之望”。其道德表率、学识地位, 引领着地方社会的礼仪与风俗，长期占据治理乡土社会的制高点，成为支撑帝国庞大政治版图的重要环节。他们以人性、血缘、宗族为纽带，在乡土社会揉进中国传统文化，顺势将多元化宗教信仰进行整合。从而凝结成一个长达数千年的血缘网，构筑了一个和谐而又等级分明的礼仪之邦。

明清之季的宁阳绅士与帝国皇权治下的绅士在诸多方面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政府、民众的媒介，承担着桥梁与疏导的作用。外籍官员只有与当地绅士合作，才能更为有效地治理地方。而当地士绅也在协助官府治理河道、承修庙宇、征调钱粮等活动中，势力得到不断发展壮大。各种社学、义学、族学、私塾逐步完善，进士数量随之攀升。这使村民之间认同感不断增强，团结意识与协作观念得到强化，具有共同信仰的村落逐渐成为一个紧密整体。

而今，城乡关系变迁逐渐打破了千年之久的城乡壁垒, 逐步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人口流动机制, 进而加快了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迈进的速度。乡村原有的风貌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慢慢丧失，村庙、家祠、坞堡、碑刻已成为历史，让人徒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之叹，发人深省。鉴之往事，忆古思今，希冀能为当下新乡贤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